我国智慧医疗存在的问题
（一）互联网及数据安全存在隐患
智慧医疗的建设过程中会产生海量数据，包括个人健康信息、医护人员工作信息、药品设备信息等，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然而，目前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还不尽完善，如有关病历资料保护的法律或文件（《刑法》《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等）中多为宣示性条款，可操作性较差。
（二）高新技术有待突破
智慧医疗由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众多高新技术作为运作核心，因此任何相关技术方面的突破都将对智慧医疗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FRID等智能感知技术、3G/4G等信息互通技术、云计算等信息处理技术。具体问题，例如如何能够长期精准地采集数据；网络传输如何实现安全稳定；如何实现身份认证、责任可溯；如何建成高拓展性、高容错性、满足不同存取访问需求的数据平台以适应高速增长的医疗数据规模等。
高新技术也是新型医疗模式的催化剂，例如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分子影像、大数据等现代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精准医疗时代，通过差异化治疗能够使更多患者获得疗效。然而，目前许多先进的医疗器械仍需从国外高价进口。
（三）商业模式不够成熟
第一，传统医疗和移动医疗在完整的医疗生态圈中缺一不可，但目前二者的运营逻辑与发展规律不同，融合面临一定的阻碍。第二，当前移动医疗技术仅限于数据收集与传输等基础功能，尚无法达到专业需求。第三，关于资质问题，2014年卫计委颁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规定“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而许多APP没有遵循这一原则。目前医疗与健康的概念有所混淆。与健康领域不同，医疗领域有法律边界，存在合法资质问题，涉及医疗需要相关执照。第四，企业等投资方尚没有发现智慧医疗可靠的盈利模式。例如，阿里健康截至2015年3月，年度亏损约8000万人民币，折射出当前移动医疗缺乏具体盈利模式的尴尬现状。由于可靠盈利模式的缺位，2015年下半年互联网医疗也开始逐渐降温。另外，虽然可穿戴设备市场快速发展，但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健康产业圈，监测数据无法得到有效利用，需要与医疗体制相结合，形成全产业链。
（四）标准体系不够完善
第一，各类标准复杂凌乱。智慧医疗涵盖药品器械、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诸多领域，涉及移动传感、网络通信、信息处理、应用终端等诸多环节，但尚缺乏明确的标准规范体系。第二，部分过往标准于目前也已无法适用，需要增删或微调。第三，不同医疗机构间信息系统建设发展不均，各设备供应商之间遵循的规范标准也尚不统一，导致医疗行业的信息采集与共享还存在一定阻碍。
（五）民众接受度有待提
第一，部分民众对于生命体征监测等疾病预防形式重视不足，部分民众则又对医学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第二，线上医疗较难获取患者信任，患者付费意愿不高。第三，智慧医疗产品的使用需要额外的知识或技术培训，然而目前我国医疗领域供远小于求，医护人员可能缺乏较强的学习动机，或在原本的高压工作下无法挤出碎片化时间。第四，医院智慧医疗投入的资金来源可能存在问题，目前基层医院设施相对落后。第五，一些医疗卫生主管在智慧医疗如何落地方面缺少经验。
相关对策建议
（一）强化法律保障和顶层设计
政府应加大对智慧医疗的研究力度，尽快完善法律制度及顶层设计。一方面有助于保护个人隐私及机构机密信息，一方面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横向跨部门合作，实现数据融合、共建共享。国家卫计委也表示，近期主要工作包括：一是加快落实推进国务院重要文件，如《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包括科学规划“十三五”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组织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发展；探索推进行业关键技术应用；加快“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建设。
（二）加强政策支持和创新人才培养
面临技术局限，我国亟需加快培养健康与信息技术复合型人才，以完善我国医疗技术产业。例如，2016年3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教育部与美国麻省医疗国际集团在沪举行了“中美医疗合作共建暨中美医疗顶尖人才培养计划”，人才的输送培养是该合作的重点之一。另外，国家也可通过资金或政策支持鼓励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或产品，同时考虑实现规模化生产以降低推广成本。
（三）结合企业服务模式创新和资质审核
企业方面，服务模式亟需探索和创新，应综合考虑产品的服务成本、服务资质、服务内容与服务质量，满足不同人群的医疗需求。例如，在无法接触医疗的情况下，阿里巴巴尝试以接触团队和支付的方式替代，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政府方面，也可考虑适当支持，例如是否可以在医保与保险公司费用管控的基础上，通过试点进一步放开医疗保险接口给移动医疗系统（广州妇儿医疗中心已接入医保支付接口实现医保实时结算以方便住院患者）。
目前的智慧医疗模式大致分为三种，可供参考。一是“互联网+医生”模式，将医生互联为患者提供沟通渠道，但只能解决医疗外围问题，如健康咨询、挂号等。二是“互联网+单一医院”模式，将医院的服务流程进行自动化改造，通过支付宝、微信、掌上医院等方式提高就医效率。但如果一味强化三甲等上级医院的服务，缺乏基层服务保障，不利于分级诊疗的推进。三是“互联网+医院联盟+医生”模式，以联盟共享方式整合区域医疗资源，构建智慧医疗平台。例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以分级诊疗为核心、以实体医院为支撑，打造移动智慧云医疗平台，具体包括医医协同平台（纳里医生）、居民健康服务移动平台（纳里健康）、云影像平台等三大核心应用。
（四）成立专家团队构建安全体系
建议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专家团队，建立标准安全体系建设，就行业规范、行业信息安全、技术标准等方面形成一套较为可靠的参照。国家卫计委目前也正就信息安全及标准规范进行强化管理，包括研究制定行业信息安全规划，推进落实《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试行）》，建设信息标准应用平台，健全标准测试、安全审查、等级保护和电子认证服务体系等。
（五）加强引导并强化示范推广效应
公众方面，需要科普基本医学知识，推广健康的生活习惯与生活理念。医护人员方面，需要加强引导，鼓励有效使用智慧医疗产品提高工作效率。医院方面，需要寻求一个适合的运营模式。或可参考绍医健康云平台的非营利模式，但对医生进行一定的补贴，费用主要来自第三方药品和保险。监管机构方面，要监督、提升市场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质量，让公众放心，让医护人员获得便利。
可考虑以智慧城市为依托来推进智慧医疗发展，加快实现智慧家庭、社区智慧中心、基层医疗机构与医院“点对点”的互联互通和系统整合。明确医院、医疗机构、社区卫生中心、自助医疗站点与家庭健康医疗的分工体系，以市场化推进为抓手，开展智慧家庭和智慧社区试点。另外，地方医疗机构也可采用地域试点推广的方式。
总体而言，智慧医疗是深化我国医疗改革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特别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能从多个维度推动智慧医疗及其产业的建设，积极突破上述困难与瓶颈，将加快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早日实现健康中国。